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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有解決問題的思路是，小販如何遵守制度，城管如何文明執法。但迄今為止，試圖用這個思路來解決問題的措施并未取得應有的效果
要消除城管與小販沖突的根源，可能需要我們重新思考：在城市規劃建設和城市管理中，如何為低收入人群的就業和發展留出必要的空間
最近有關城管與小販沖突的報道很多，引起政府和公眾的較大關注。這個問題由來已久，此事看起來簡單，實際上此結很難解。
如果就事論事地來看，城市有關法規規定路邊不能隨便設攤，城管作為具體執法者，當然有強制執行相關規定的責任。城管隊伍中不少人是沒有正式編制的臨時工，粗暴執法從而導致與小販沖突的情況時有發生。沖突中粗暴執法的受害者一般是小販，但也偶有城管被打的情況。
無論城管還是小販，都屬于較底層的社會人群。城管與小販的沖突，是社會底層的兩群人的沖突。人們通常認為，小販違章設攤與城管粗暴執法，是這類沖突不斷加劇的原因。現有解決問題的思路是，小販如何遵守制度，城管如何文明執法。但迄今為止，試圖用這個思路來解決問題的措施并未取得應有的效果。城管和小販之間的沖突非但沒有得到遏止，反而有加劇之勢。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，我們還沒有找到造成沖突的真正癥結，因此也沒有找到對癥下藥的有效措施。
作為一名研究城市空間和城市管理的學者，筆者感到這背后可能還有更深層的問題。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國的城市發展很快，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長也很快，城市空間的擴展更快。但在新城建設和舊城改造中，如何為中低收入人群在城市的生存、就業和發展留出足夠的空間，考慮相對較少。在現實生活中，這些人卻大量地存在。這是我國的一個基本國情。
一些城市管理者認為，國際大都市的環境應該是高雅的，路邊設攤會破壞這種環境。實際上，世界各國的大都市，包括紐約、倫敦、巴黎、東京等，路邊設攤很常見。在紐約曼哈頓的大街上，很容易找到賣熱狗等食品的攤點，更不用說琳瑯滿目的書報攤和其他各類攤點了。這些城市路邊攤點為中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一個雖然收入不高，但可以賴以謀生的手段。更何況，各種各樣的攤點也為大都市生活增添了色彩，滿足了大都市多元化的消費需要。
日本比允許路邊設攤更進了一步，許多城市規劃和建設了所謂的商店街。“商店街”指的是較大馬路兩旁的較窄的橫街(有的街上面還有玻璃頂棚)，街兩邊都是各種各樣的小店，賣的東西也比較便宜。有日本朋友告訴筆者，政府規劃建設這些“商店街”的主要目的，不是靠這些小店來增加稅收，而是為了向一些低技能的老百姓提供就業機會。而且，這樣的“商店街”并非位于城市邊緣，而是位于熱鬧商業區。
相比之下，我國的大城市，尤其是新建成的城市或城區，更多體現的是“長官意志”所追求的城市形象，大馬路、大廣場、大綠地，以及標志性公共建筑比比皆是。但是這些“形象工程”耗資巨大，能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卻非常有限，為低收入人群帶來的就業機會就更是少之又少。我國很多城市還建設了大量的工業園區，這些園區往往功能單一，缺少餐飲和商業網點等配套服務，因此也抑制了本來可以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服務業就業機會。
目前我國城市的低收入人群(其中許多是進城農民工)，在涉及城市建設和管理的決策中很難發出自己的聲音，他們的利益訴求很難體現。城管在執行這些規則的過程中，與他們發生沖突也就在所難免。要消除城管與小販沖突的根源，可能需要我們重新思考：我們可以從各國大都市的實踐中學習和借鑒什么，在城市規劃建設和城市管理中，如何為低收入人群的就業和發展留出必要的空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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